任何一種現象、任何一件事物之所以成立，若分析構成的條件與因素，或許可以粗略地區分為「直接因素」與「間接因素」兩種。借用佛家的話，一個是「因」；另一則是「緣」。「儒學的歷史背景」主要試圖以鳥瞰的方式，擇取大而顯著、並且幾乎已成共識的看法，簡要地說明儒學發生的背景。這些意見基本上可以定位為儒學成立的間接要素。希望透過以下的概述，俾使讀者對於儒學成立的歷史背景，有所理解。

一、   商、周文化與儒學底蘊
《論語‧八佾》當中記載兩段孔子討論夏、商、周文化與他自身的關聯，其中一則是這麼說的：「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從這則言論可以看出孔子對於夏、商兩代的典章制度的熟悉程度；另一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顯示出孔子對於周代文化的青睞。實際上，孔子的言論不僅代表著他個人學養的文化淵源，同時也表達儒學體系與傳統三代文化的聯繫。

三代當中又以商、周兩代與儒學的關係最為密切。但是應該釐清的是：殷商、周文化與儒學之間的聯繫從何而來？以及殷商、周文化與儒學又有哪些層面的關連？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論，殷民族本來居於東北海濱地區，就殷商文化性格與表現來看，似與中原地區的華夏文化不同。商人重視占卜，巫覡的身分在政治上具有相當影響力。歸結來說，其特點在於神權觀念濃厚。就文化行為而言，則具有重視宗教禮儀的表現，《禮記‧表記》便說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這股勢力隨著周初的封建政策而被保留在宋、衛、魯、燕、齊等地。相較於殷商表現出的神權色彩，代表著華夏文化的周人傳統則具有明顯的「人之自覺」意識。論其成因，部分學者以為係源於周朝初年外在政治環境不穩定所引發的憂患感所致。因此，周人既接受了超越於人間之上的「天」做為世間的主導力量，卻又必須釐清「人」在天地之間、變動的環境當中，自我的定位是什麼？如果不再只是做為被天所決定的一個對象，那麼人可以做些什麼？並且是憑藉著什麼力量而做？

對於「德」的標舉，是周人反思後得到的答案。人雖然無法凌駕於天而主導天意，但周人相信，天雖然有其崇高的神聖地位，但天意並非漫無章法而難以理解。周人認為天、人實際上皆是依「德」而行，所謂「天命靡常」、「唯德是輔」，因此大至政權移轉或維繫，小至生活的起居作息，人們無一不以「德」作為他們行動的依據。周公制禮作樂的意義，象徵著周人將以德為本的人文精神與實際的典章制度、生活規範予以正式結合，進而加以固定，使人們有依循的憑藉。部份學者也指出，在制禮作樂的過程裡，周公起用了不少殷遺民當中的儒者協助此項工程的推行，進而使得這批本來只是殷貴族附庸的儒，獲得了獨立的地位。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後世儒者除了孔子之外，特別推崇周公；另外也可以間接解釋孔子所謂「周因於殷禮」（〈學而〉）說法的來由。

當然，商、周文化之所以獲得整合，不只是因為周公制禮作樂的緣故，此外也必須關注到魯地在整合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誠如前面所說，武王伐紂成功後，周代將部分殷遺民遷移至魯地，孔子雖出生於魯，但他的祖先可上溯至殷人，便是一例。且魯地早在商朝便已接受殷文洗禮，因此當周朝建立時，此地風俗民情早已深染殷商文化色彩。這是魯地文化的第一特色。其次，魯國是周公兒子伯禽的封國，可以推測周公之子伯禽在此推行的政治教化，與周公制禮作樂的內容當相去不遠。於此同時，魯國也保留了追祀商人社稷的儀典，象徵著對於商文化傳統的尊重。此為魯地文化第二特點。第三，由於周成王在周公身後感念他為國所做的諸多貢獻，因此特準魯國可以施行與王畿相同規格的正統周代制度，這一點更加確認了魯地與周文化的密切關聯。綜合上述三點可以發現，魯地實際上正位在商、周文化，甚至是華夏文化與東夷文化相互交融的現場，其內容豐富與多樣，正是醞釀儒學的最大資源。

通過以上的說明，我們再回頭去解答前面提到的兩項疑問：商、周文化與儒學的聯繫來自於歷史與地域條件和合所致。就歷史發展的層面來說，儒學是商、周文化歷時累積下的結晶；就空間地域的角度來說，魯地正好為兩代文化的碰撞與交會提供了適當的環境。而從這條發展脈絡也可幫助我們理解儒學是與商周文化具有何種聯繫。因為就商、周文化的特性來說，誠如前文所言，商文化在近乎迷信式的神秘力量主導下，充斥著各種祭祀卜筮儀式，這些儀式活動進入周代後並未拋棄，反而成為絕佳的形式要件。配合著周文的人性自覺意識，將「德」注入其中，令這些儀式成為展現、傳遞道德思想的載體。「人文道德」與「儀式制度」匯聚而成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禮」。簡單的說，商文化為儒學提供了有效的形式要件；而周文則供應了儒學實質的思想與價值。這可視為儒學與商、周文化的聯繫情形。

二、 軸心突破的意義背景
德國思想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於1940年代對於世界文化的發展軌跡提出了一項看法：在西元前800到200年之間，全世界幾個重要的古文明地區，都發生了思想的鉅變，並且產生了持續至今的不朽影響。他將這次人類思想爆炸性的變化，稱為軸心文明突破，並將800-200B.C.這段時間稱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Axial Age）。軸心時代的命題在上世紀的八０年代再次受到西方學界的關注，美國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曾對軸心文明突破有這樣的描述：「退而遠瞻！」（A kind of 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如果用較為淺近的方式來說：
（1）這是人類第一次自覺、自發地相信，在現世的價值之外，尚有一更為根源的終極價值凌駕於這些價值之上；
（2）人可以透過自身的實踐以證成該價值；
（3）在體證此一終極價值後，進而以此價值對於現世的各種體制、權威提出反思與批評。
透過這三項描述可知，軸心文明突破對於思想的影響在於，可以在現有的人倫、政治秩序之外，構築一獨立的心靈秩序（Order of soul），以此豎立一足以與現世政治權威相抗衡的獨立視野。這種由軸心文明突破所引發的超越視野，正是軸心文明的價值所在。

發生軸心突破的地區包括有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古希伯來文明、古希臘文明四大區域，而各自開展出不同類型的超越視野。倘若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四大區域的超越視野型態，可以發現與其他三種型態（希臘、希伯來、印度）相比，中國文明的超越視野型態表現出：
（1）在此世即可完成終極價值的追尋。這一點與印度佛教認為捨離此世方為終極價值所在，實有不同；
（2）認為可以憑藉己力完成終極價值的追尋。
這一點也不同於希臘文明，強調必須依靠外在自然、普遍知識作為追尋終極價值的判斷依據。總結上述可以得知，「依靠自力追尋入世的終極價值」是中國文明的超越視野型態，而此一視野的具體代表，便是孔子及儒學。

綰合上述，我們嘗試援用軸心時期思想突破的觀念，以世界文明比較的視野，企圖將儒學產生的意義、孔子的定位，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洪流當中，予以清楚的標識！

撰稿人：劉柏宏